争议不休的订婚强奸案，是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转向

摘要： 当法律将“处女膜完整”和“精斑缺失”视为可解释的技术细节，而非必须排除的合理怀疑时，刑事证明的严谨性便被消解为“政治正确”的工具。前文回顾：大同订婚强奸，未测出...

当法律将“处女膜完整”和“精斑缺失”视为可解释的技术细节，而非必须排除的合理怀疑时，刑事证明的严谨性便被消解为“政治正确”的工具。

前文回顾：大同订婚强奸，未测出精斑及STR分型意味着什么？

2001年1月8日晚，陕西省泾阳县一家美容店里，19岁的麻旦旦被警方以“卖淫”为名带走，拘留15天。麻旦旦后来做了两次处女膜检查，证明其完整性，这成为案件反转的关键证据。

若将2001年麻旦旦案，置于2025年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的司法语境中，按照今日舆论普遍赞同的逻辑，处女膜完整更多用于“不能证明未发生过性关系”（而非“必须排除的合理怀疑”），那麻旦旦其实并不能靠此证明自己没有卖淫行为。那她为什么还能依此赢得清白呢？

大同订婚强奸案的判决逻辑背后，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转向——生物证据边缘化，间接证据优先化。这种转向，在法理层面与“疑罪从无”原则存在深刻矛盾。

“疑罪从无”根基的被撼动，很大程度上是女性意识优先的结果。麻旦旦幸运的是，“无罪推定”原则与“女性意识”在她那里形成了和谐共振，而在大同席某某那里，则存在着一个何者优先的问题。

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，在姜萍假天才事件中，从“歧视女性”角度强烈批判质疑者的意见领袖，到最后会发现自己形同被某种政治正确洗脑，成为了（捍卫合理质疑权的）自己的敌人——如劳东燕甚至指控正常质疑者“诽谤”，是什么让一个法学教授像一个没受过基本法律培训的法盲？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

和姜萍事件比起来，订亲强奸案有着更理所当然的性别指向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这个案件中，“无罪推定”原则是如何在性别视角的叙事下，变得无足轻重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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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大同案的判决（二审维持强奸罪成立）中，法院虽面临“处女膜完整”“未检出精斑及STR分型”等医学证据矛盾，仍以“被害人陈述+拖拽监控+肢体淤青”构建证据链，强调“性同意”的核心地位。

这一判决被舆论视为“里程碑”，因其明确否定了“订婚即默认性权利”的传统观念。然而，从无罪推定原则看，医学证据的缺失与被告“嗯”的模糊回应是否足以排除合理怀疑，存在争议。

司法实践中，此类案件往往因“保护女性权益”的社会诉求而降低证据门槛，形成“女性意识优先于程序正义”的倾向。

在大同案中，舆论欢呼的是法院维持原判，明示了“亲密关系不默示同意”的信号，而“疑罪从无”的原则在价值排序上，则变得没有那么重要。

性别议题中，很容易产生“政治正确压倒事实审查”的风险，姜萍事件是一个突出的例子，大同订婚强奸案有没有这方面的更严重的倾向呢？

假设将席某某置换为性质更为恶劣的杀人凶嫌，在缺乏直接物理证据、间接证据也可作其他解读，当事人又翻供的情况下，并未排除合理怀疑（参见：大同订婚强奸案，审判长没排除合理怀疑）现在支持有罪判决的那些人，还能坚持自己的逻辑一致吗？

各地频繁出现的强奸诬告现象，或许能成为某种注脚。仅澳门媒体近一年内就报道过多起索要财产不成诬告强奸的事件。如《澳门日报》报道：

2024年6月21日，内地女大学生张兰（化名）与男友李俊（化名）相约到澳门游玩，6月24日张兰报警称被李俊强奸。澳门警方经调查后发现两人交往一切正常，张兰诬告的真实理由令人哭笑不得：李俊未兑现送礼承诺也未支付购物款项，遂怒而诬告其“强奸”。涉事内地女子因涉嫌诬告罪，被移送澳门检察院侦办。

最高检曾公布2023年检察机关典型案例，其中包括一起“三人团伙引诱男方发生性关系，留下抓痕之后报案敲诈钱财”的案例。可悲的是，犯罪团伙是因在“半年之内七次报案被强奸”过于离奇才被绳之以法，这意味着前六次的诬告都大功告成。

为什么律师普遍认为，强奸案是目前冤假错案最多的领域？

质疑司法“疑罪从有”的有罪判定，原本是知识界的某种共识，但从大同订亲强奸案看，它显然在一种更占优势的性别话语面前变得不堪一击。

要提防的是，政治正确自我营造的“神圣感”会造成某种认知遮蔽性。姜萍事件中，那些有理有据的质疑者，竟会遭遇长达数月碾压式的舆论抹黑，能够说明这一点。阿里达摩院初期对姜萍的过度宣传，本质是利用“女性逆袭”的符号迎合公众对教育公平的期待，而当造假真相浮现时，舆论的激烈反转又暴露了“政治正确”的脆弱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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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大同订婚强奸案，我再结合麻旦旦案多说几句，避免对案情了解不深的读者有误读。

麻旦旦案中，处女膜完整作为直接物证，直接推翻卖淫指控，其逻辑基础是传统司法对生理完整性=无性行为的线性推定。而大同案中，法院明确宣告：“处女膜完整性与强奸罪认定无必然联系”，将医学证据的证明力降级为可解释的例外，而非必须排除的疑点。

这当然是有罪推定的思路。

这是一种“不能绝对证明你无罪的证据都可能证明你有罪”的底层逻辑。

现代医学虽承认性行为未必导致处女膜破裂，但大同案判决选择性引用医学共识，将“插入可能处女膜未破裂”转化为“破裂与否无关定罪”，却未同步论证未检出精斑与STR分型的合理性（大同订婚强奸，未测出精斑及STR分型意味着什么？）。至于床单精斑仅能证明体液接触，无法排除自慰或非插入行为的可能，而法院未对此提出合理解释。

在证据链上，也存在“选择性闭环”。

法院以淤青、拖拽监控、焚烧窗帘等间接证据构建“违背意志”的推定，却未回答关键质疑：若未发生插入式性行为（精斑未检出），淤青是否可能源于彩礼纠纷中的肢体冲突？淤青成因的多元性未被纳入合理怀疑范畴。

大同案的证据体系，呈现出了明显的间接证据主导化倾向。

譬如在关键录音中，男方对“强暴”指控的模糊回应（“嗯”）被解读为自认犯罪。然而，该录音存在诱导性提问和语境缺失问题，且未通过合法性审查（如是否经授权录制）。这种将模糊语义等同于直接供述的做法，显然降低了证明标准。

女方焚烧窗帘、逃离呼救等行为被认定为“违背意志”的延续，但此类行为同样可能由彩礼纠纷或情绪失控引发——而女方的确存在事后所要房本利益及不退还彩礼行为（男方家属民事起诉后才退还）。法院未要求证明行为与性侵的因果关联，仅以时间邻近性推定因果关系，违背了证据关联性原则。

法院以“被害人陈述一致性”为核心定罪依据，却忽视其可能存在的事后建构性。

此外，警方未等待DNA鉴定结果即批捕，而在鉴定对被告有利的情况下，法院在二审中未要求补充鉴定，关键物证链断裂的前提下就判决了被告有罪。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，批捕需以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为前提，判决当然更是如此，此案中生物证据的缺失直接挑战程序与实体合法性。

但强奸案的普遍以口供定罪，背后则有前文所述及的性别文化的侵蚀。

3

跳开大同订亲强奸案，谈一谈将“性同意”神圣化的问题。

“神圣化”不是为性祛魅，而是在强化性行为的道德权重，不仅未将两性还原为平等主体间的互动，反而可能加剧性别对立。

这种陷入“传统贞操”与“进步政治正确”双重夹击下的绝对化强调，难以实现真正的性祛魅，而更多是在制造一种违背生物进化本能的乌托邦，它也可能激发性别对立中的某种恶意。

当前性暴力讨论多围绕“权利侵犯”展开，容易陷入意识形态争论。若转向“伤害评估”，则可更客观地衡量行为后果：无论婚内婚外，强制行为的核心危害在于对人身自由与心理健康的损害，而非单纯对“性自主权”的抽象侵犯。这种路径既能实现性祛魅，又可规避政治正确对司法理性的挤压。

在这种视角下，订亲与索要财物的行为对案件性质的影响就变得更为清晰了。

回到订亲强奸案。

大同案的争议，是证据标准降格与程序正义妥协的混合产物。当法律将“处女膜完整”和“精斑缺失”视为可解释的技术细节，而非必须排除的合理怀疑时，刑事证明的严谨性便被消解为“政治正确”的工具。

其结果可能将加剧公众对司法中立性的信任危机——不仅男性群体陷入“性同意陷阱”的恐惧，女性维权也可能因“证据门槛虚化”反遭污名化。

“司法不应自恃其高，成为撕裂社会的利刃。”